科学之外，激光聚变还有哪些贡献？ | 海上有光
导读
在前两期中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朱健强研究员、上海师范大学沈百飞教授，并由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担任主持人，与中国激光杂志社英文部部长丁洁一起就核聚变进行深入交流。（核聚变三问：激光能否实现核聚变？ | 海上有光、核聚变能否终极解决能源问题？ | 海上有光）无论是国家战略安全、前沿科学探索还是能源需求，核聚变研究都有着非凡的作用与贡献。
几十年来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心血和汗水。在激光聚变大科学中，人才是如何培养与成长的？激光聚变还在哪些方面具有贡献？
在这一期中，四位老师继续深入探讨。
以下为文字实录（根据访谈内容有所删减）：
激光聚变如何培养社会所需人才？
张志刚：咱们的主题是能源问题，所以还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说。这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，这个长度在历史上是非常短的；但是对于一个人的生命，就变得很漫长。一个单位总会有人“进进出出”，包括学生正常毕业，也包括研究人员去其他地方。我觉得上海很多大学教授，都是咱们光机所出去的，是吧？可能有的人“绝望”了，半天做不出来，不做这个课题了，成果也没有。当然了，沈老师所说的高能物理成果是另外的，包括其他强场物理的成果。就说点火这件事，我可能看不到希望了，我干脆走得了。
朱健强：我觉得你这个问题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代问题。人的工作的流动，只要在市场经济下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国内外都是如此，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不多的，包括你在这里对吧？流动并不是说我对现在工作状态不满意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。因为想的事情，跟现在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统一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。
你讲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，我们说做这个领域60年了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这60年一个甲子算什么？是一刹那；但是对一个人的一生，是很长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实验室现在到我，已经是第三代人了，后面还有更多的人来持续地做这个事情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。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怎么看这些问题。
第一个，这种大科学装置对人思维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一个系统工程。很多研究生在实验室训练，真正能留下的非常少，今年一个没有，为啥，因为外面就业形势太好了。
张志刚：我觉得好多博士生都去送外卖了，我们那里就当城管了。
朱健强：我们这个领域是供不应求，有非常好的就业形势，而且待遇也非常好。也很开心，因为培养人才是为人类服务，并不是说要为我们自身，在这个装置上做这个事情。换一个视角看，这就不是问题。
沈百飞：我觉得朱老师说得很对，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到现在差不多60年的时间，即便是这么伟大的事业，对于以后为了离开太阳系做的工作来说，在人类的长河中，60年不算什么，是很短暂的一刻。我们的科学家队伍，一直坚持在做这样的工作。这其实不只是科学家个人的坚持，也是科学家群体的坚持。60年对于科学家群体，其实已经是好几代人了。一代一代的科学家，持续地为这个伟大的目标奋斗。而对个人而言，可能有不同的关注点，不同时刻的兴趣，或者不同时刻的需要，他可以不断地流动。但是对于这个事业，科学家群体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个方向。
张志刚：您是属于坚持的，还是没坚持下来的？
沈百飞：你说的问题很好，其实我很早就参加过国家的“863”计划，包括 “410”和“416”的工作，当时就是和激光聚变相关的。我后来还专门翻译了这样一本书，叫做《惯性聚变物理》，应该说是激光聚变领域最经典的一本理论著作。其中的一位作者，是当时我在德国洪堡做访问学者时的一位合作导师，所以我就把它翻译出来了。后来我的兴趣发生了改变，偏重做物理研究。聚变等离子体其实更多的是激光等离子体的物理研究。后来随着飞秒激光问世，可以产生强激光的等离子体物理，这些物理和聚变物理的等离子体是相关的，但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，更注重强场。所以我后来的兴趣，可能更多地转移到对超强的激光和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研究上去了。
张志刚：上海光机所也是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，也出来了很多学生，当然我们大学里也是一样，这些学生都去哪儿了？刚才朱老师您说了，非常抢手。
沈百飞：我也算带了很多年的学生，到目前为止，大概30个左右的博士毕业了，硕士比较少，大多数都是博士。早期我的学生，大多数都留在了研究机构或者大学。当时因为国家的科学发展非常快，都非常需要人才，我想很多领域可能都是这样。这些学生现在已经有不少拿了国家人才的头衔，也有不少成了研究员、教授这样的位置，也继续在为学术研究做贡献。
最近几年，学生的动向可以说有点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现在培养的学生比较多；另外一方面，国家有一些高科技企业等等，也需要比较高层次的人才，所以最近几年有些学生去了华为、中芯国际等企业，做光刻、做EUV光源等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正常发展的过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张志刚：也有学生去了公司是吧？然后像我们学校，也有人去了城管，有博士当了城管。我的学生，有一个学生去了深圳中学。
丁洁：深圳中学据说工资特别高。
张志刚：现在不高吧。深圳中学卷到什么程度，他们招的教师都是清北的毕业生，姓氏笔画来一排，结果他就是老排在第一。我觉得我的学生，博士生怎么当了中学教师。
沈百飞：没什么不好的，张老师，为什么你觉得博士生当了中学教师不好呢？
张志刚：他当时申请的时候，说竞争的还有北师大的，但深圳中学没要北师大的。我们的学生又不是学师范专业出身。我觉得当专业教师没有问题，像您所在的师范大学的学生当教师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沈百飞：现在国家鼓励非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老师，比如说你们北大的，虽然非常高大上，但我觉得学生当老师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。因为现在的研究生很多阶段，他不只是写发两篇文章或者学一点知识，其实在您的教导下，他可能更多地学会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比如说我的研究生新来的时候，有的人可能成绩很好，或者学得也很好，但是他不太会用已经学过的知识，或者说还没有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但是他在研究生的过程中，慢慢地学会了这些发现问题、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能力，那么他在以后的工作中，哪怕是做教师，这些技能都是非常有用的，也有利于培养我们更高水平的中学生。
朱健强：人的问题我是这样看：刚才你讲的事，我并不认为很奇怪，博士毕业去当中学老师在国内外都有。
张志刚：我们的学生没有。
朱健强：我记得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里就有人去当中学老师。我觉得你这个是现在时，过去时也有这样的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事情，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你比如说，大学老师为什么要搞科研？我觉得是教学相长，是把他对科研问题的理解，更好地去教学服务。有一阵子我也在大学里上课，我以为大家都懂了，结果发现上课讲的和你自己理解的还是不一样。真的讲课了，我就会发现我有好多东西不懂，自己没说清楚，再反过去学。
张志刚：对，您是从您当教师的这个角度来说。
朱健强：我也带过很多学生，但是我的学生没有到学校去工作的，因为这跟工作性质有关，中学学的都是基础课程，而我们学的都是偏技术的，所以这个就业面导致这部分学生就不太可能去中学。现在我统计了一下，我的毕业生大概有一百多个博士研究生，现在他们在公司和企业里的很多。因为偏技术，所以很容易被社会所接受。
我们原来有位学生做一个课题，做瞄准方面的，冗余度跟瞄准精度的关系。后来被华为请走了，华为说找半天，在上海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学生。
张志刚：您培养的学生真是社会需要的学生。
朱健强：培养学生，我是这样的理念：我的专业培养方向，第一个是做激光，现在做激光的学生是最多的；第二个是做结构设计，这个是最不好找工作的学生。从培养自己做科研的角度来讲，我对他们灌输的理念是解决问题，不是强调我是什么专业。咱们要学会，哪怕你不是这个专业的，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去学，把问题解决好。我觉得这就是做科研的本质，不要过度强调学什么做什么。我觉得在大学里学什么的过程是被动的，但是工作是主动的。
张志刚：对，您说这个挺重要的，不一定学什么做什么。但是我的经验，比如我评审基金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有一些学生，他在博士阶段学的什么，现在还做什么。等他博士毕业，到了另外一个不是以做研究为主的学校（比如规模小一些的学校），做的都是高大上的题目，是他所在学校支持不了的题目，我就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条件来做这个是吧？你就是把博士的工作延长了一点，你还要回去依靠你的导师来做是吧？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合适，二位怎么看？
沈百飞：我是觉得这样，比如说做激光聚变，做神光装置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合作的工作，可能也不只是一个单位，可能有很多的大学研究机构，合起来完成这么一个大的工作。它也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，所以在不同的单位，比如说做激光器中的某一个部分，或者说做实验中的某一个诊断设备，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团队进行。这和原来的一些，比如说大的团队的领导，或者说组织者在一起合作，我觉得这对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。如果说学校的学术环境确实不适合，或者说这个学生他的主意很多，他非常有能力，当然可以换一个方向，开拓一个新的方向，但是我觉得新的学术方向，其实有时候也看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这么一个新方向，是吧？
张志刚：对，您说的这个对，新出现的方向，不是换一个其他的方向。
沈百飞：对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对人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一般的人能够抓住一个新的方向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跟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往前做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我个人的看法。
张志刚：我们在给博士生的答辩里有一个决议，决议里必须要写上：“这个学生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”，再加一条：“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”，是吧？这条必须得写，这是国务院的学位条例上规定的，要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，就不能毕业。但是他们有独立工作能力吗？
沈百飞：我觉得独立工作能力，看独立到什么程度。
张志刚：但是很多人，他断不了奶。
沈百飞：如果你像诺贝尔奖，要独立地提出一个新的方向，独立的要求非常高。
张志刚：但是至少他要断奶，我觉得像您说的，他研究这方向，跟老师不断地说，老师您给我点课题是吧？您给我点经费行吗？
沈百飞：我觉得像我们这边不用断奶，聚变本来就需要很多人来做。
张志刚：但我已经出去了，我已经把这脐带给剪断了。
沈百飞：不能完全取代和剪断，剪断了不就等于不做聚变了吗？我还在大的方向上，但是我在小的这个领域里边相对独立。我继续往前走，但是在大的方向上，都还是围绕着一个总的目标，并且国家也号召，做所谓“有组织”的科研，就是说某一个人做其中的一部分，我们合起来，共同完成一个大的事业。
科学家对激光聚变事业的坚守
张志刚：刚才说到，激光点火这件事也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老一辈在开始的时候，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不但要面临着生活条件的匮乏，然后精神上也有一些压力，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，并且传承到我们这一代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，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能够坚持下来？
朱健强：我想沈老师和我，在光机所工作的时间相当得长，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。从老一辈科学家的角度，在当初的社会环境，尤其激光相关研究刚开始启动，这些同志也是一开始工作，就进入到这一领域的工作中来。百废待兴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且有很多事情是开拓性的。整个光机所的发展，几个大的方向，都是有很多老同志开创的，那么他基本上把这些方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，持续不断地发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，是我们上一代人的历史造就的过程。
这些经历给我们下一批的年轻人，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也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的实验平台、科学研究的方向，我觉得这特别值得感恩。尤其后来我们都是站在别人的基础上，再往前做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做的工作也要发挥作用，尤其是几十年持续的工作。刚才讲聚变能源，也是需要后来人持续不断地努力做这件事情。王大珩先生给实验室开会的时候，经常讲的一句话叫：传承辟新、寻优勇进。传承是什么？把老一代人的宝贵精华，执着的精神，开拓的思维继承下来，但不是保守，是要继续往前走，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刻特别需要。
张志刚：尤其是在我们建所60周年的时候。
朱健强：所以在这个方面，我觉得尤其在点火事业上更需要如此，因为这个工作跟其他的科研不太一样，它叫大科学工程，大科学计划。一个“大”字不是说钱多规模大，更重要的，它的物理目标大，持续时间长，挑战大，具有不确定性。所以这方面，大家都需要充分地做好准备，思想准备。另外重要的是氛围，一个团队很重要的所谓的传承，就是一种文化氛围、科研氛围。
沈百飞：朱老师说得非常好，其实像我们的老师辈，大多数都是经历了特殊时期，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大多数时间里科研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，有中断的情况，但他们一直能够坚持下来，不断地还在这个领域努力，确实给我们很大的鼓舞，我觉得这种精神，是令我们非常敬佩的。
朱健强：我们实验室有位老先生叫谭维翰，他是非常执着做理论工作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科学院说60岁要退休了，他就跑到上海科技大学去，学校里面比较宽松，可以到70、80岁退休，我听说现在90岁了还在工作。我觉得对大家做科学的人来讲，它慢慢会形成这种生活方式。
所以对我们实验室做工程技术的人来讲，传承特别重要，不光是传承一种精神，也要传承知识。前几年，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（因为激光驱动器做到一个阶段，大家做的都是局部的），能不能把知识体系传承下去，所以我们也编了这么一本书，把所有的激光驱动器的现有知识体系化地总结好，使得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快速地吸收原来历史上的这些经验，更好地为后人服务。
张志刚：对，这也是一种传承。刚才两位老师说了一下，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是怎么（将精神和知识）传承下来的，那么在我们青年人眼里边，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人？
丁洁：首先我觉得，朱老师、沈老师一点都不老，他们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，比有些青年科学家还要有活力。我们编辑行业确实会接触到很多的光学科学家，但是无论是像朱老师、沈老师这样资深的前辈，还是青年的学者，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科学的真诚、勤奋还有热情。但是我觉得资深的科学家，像朱老师、沈老师，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一点的智慧，智慧不是说智力，而是科学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。
我们编辑部和朱老师接触的比较多，我们整个杂志社都特别喜欢听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座谈，每次听完之后，都感觉心灵得到了治愈，会卸下很多的焦虑。有两次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一次是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座谈，联合室承担建设了一个国外的大激光装置，真的是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我们中国科学家的责任与担当。我记得当时朱老师写了一首特别感动的诗，我现在想起来还是热泪盈眶。
然后前段时间，我们邀请朱老师到我们杂志社来座谈读书会，朱老师就推荐我们要多读哲学的书，多思考人生，所以我就马上买了一本他推荐的叔本华的《人生的智慧》，非常有启发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科学家的一个风范，就是传授科学，传递智慧。
激光聚变拥有自己的“金话筒”
张志刚：非常好，我们注意到，除了这些老师的书以外，咱们还摆了一些期刊是吧？其中有一本期刊应该是朱老师创办的：High Power Las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，创刊的时候好像还让我当编委来着。说到办刊，朱老师您做了这么多年的主编，其实我一直也很好奇，高功率激光成为一个方向，相对来说是窄一点的，不仅牵涉到保密问题，还有国际竞争问题，有很多困难，您当初为什么要办这本刊物？
朱健强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我办这本刊的时候，国内还没有掀起大规模英文刊的创刊风潮。我们当初也是从工作出发，美国人点火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但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大家越应该看到希望，看到前途，看到光明。就像我们今天畅谈未来一样，我的初衷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干一点有助于这个领域发展的工作，我们能不能发起一本英文刊来做这个方面（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）的事情。
当时英文刊在中国还不是那么受大家鼓励，但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：中国人在激光聚变的研究成果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领域内办一本刊？从另外一个侧面，辅助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影响力，所以我们当初就办了这本刊。
通过全球作者的共同努力，尤其沈老师贡献了第一篇稿子；还有来自美国海军实验室的Bodner教授，他对于激光聚变，既是支持者也是反对者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大家都对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。很自豪地讲，这本刊上面的文章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颁奖词中引用，这个是为数不多的。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现在是全体系地在发展。
沈百飞：当时我记得你还找我说开筹备会，那个时候确实是激光聚变最困难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办这个刊物，我们想看看各家都对激光聚变有什么看法。我记得当时，还让我邀请美国海军实验室的Bodner教授，因为他对这边有不同的看法，他有不同的驱动方式。我们说，把不同的观点都在这个刊物上来发表，来交流，来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。其实我都没有料到，过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这个刊物办得这么好，都已经成为科学院的一区期刊了，当年我们还要不断地邀请，现在大家都希望去投稿。
朱健强：刚才沈老师也讲到了，我们一开始全部是靠邀请，后来基本上是自然来稿。这本英文刊的特点——你会发现编委国际化程度非常高，作者国际化程度非常高，所以这个办刊的理想，应该是初步实现了。等到哪一天，我希望我们中国点火的文章在这上面发表，我的使命就完成了。当然，还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做这件事情。我是从一个科研人的情感上来看，大家都觉得写文章跟科研没什么关系，大家做工程的，觉得做工程不需要写文章。我一直讲一个理念：写作是一个进一步凝练、升华自己认知的过程。所以办刊与科研，写作与科研是一个相互的过程。我现在觉得刚才讲到的研究生教育，大家把写文章变成科研，我觉得这个是片面的理解。实际上，写文章就像我们今天的讨论一样，有话要讲，而且讲得大家都觉得非常好，非常有意义，做科研也是一样的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我是希望通过这种科研的方式传播出去。
我近来在看什么文献呢？我在看麦克斯韦写的光学文献，就是很早以前，理想光学系统的概念，是麦克斯韦提出来的。你跟大家讲光学，所有我看过的教科书里面都没有讲过这个事，大家都知道麦克斯韦方程，不知道麦克斯韦跟理想光学系统有什么关系。所以科学文献的传播多重要。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刊物上，创造我们高功率激光聚变点火里程碑式的工作。现在已经有个很好开端了，Mourou的演讲用到了期刊里的文章。
丁洁：这都是我们编委的努力。
朱健强：将来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工作，来这方面报道。
张志刚：我有一个疑问：就是这本刊为什么叫High Power Las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，为什么不叫Laser Ignition（激光点火装置）？
朱健强：因为这个名称更能体现专业特点。“Ignition”实际上是一个事件，我们做这个刊，写这个名字是“科学与工程”，“科学”里面就包含了“Ignition”。但是要完成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体系，有很多装置研制，有很多基础的工业支持，所以这里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，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。
丁洁：老师们平时从事科研已经都很忙了，还要给自己加活，那么怎么能够还有格外的精力，来继续帮助我们办刊？
沈百飞：我一直觉得做研究的学者，科学传播是研究者的义务，可以说是责任，所以应该是义不容辞的，应该要干这个活的。我们不只是做研究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做这些科学传播。
朱健强：就像今天我们的节目，也是传播的一种途径。
张志刚：我们接着这个话题聊，说到期刊，最近就是公布了期刊这一年的影响因子，咱们中国激光杂志社办的这些刊，影响因子有了很大的飞跃，非常可喜可贺；相比之下，一些老牌的光学期刊，比如像OL、OE都“黯然失色”。以至于Optica的总编好像说你们怎么搞的，你们这前10名还是前20名我都不认识，都没有见过。所以这个究竟是好事，还是所说的“东升西降”？
丁洁：我觉得这事儿他们没有听过，在某一方面对我们期刊也是一件好事情。确实像刚才张老师说的，我们杂志社今年英文期刊的影响因子表现都还不错，我们的旗舰期刊Advanced Photonics也是在今年光学类SCI期刊中排名第三，影响因子也是超过了首次超过了20，包括我们HPL的影响因子，今年也是有了一个很稳定的上升。不仅是杂志社的期刊，包括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的腾飞发展，我觉得都势在必行。如果老外的主编他没有听过，可能有些人会说他是孤陋寡闻了，还有一方面可能也是我们中国的期刊还是太少，那么我们中国激光杂志社最近几年办了一些新刊，我们还会继续办更多的期刊，希望到时候他们不要太惊讶。
沈百飞：我觉得，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国家科技实力的一个提升，所以它会必然会带动科技期刊的发展；当然另外一方面，和期刊界一些工作人员的努力应该说分不开的，和小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张志刚：对，除了编辑，还有这些投稿人、审稿人。咱们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，也希望咱们这个杂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。咱们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地跃进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，但是也会引起一些担心，比如说单纯的追求引用率，追求影响因子，是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，当然我觉得主要看我们办刊的目的了，其实很多诺奖的成果它并不是发表在影响因子特别高的期刊上，是吧？光学里边有一个高分辨率成像的成果，就发表在OL上面。
沈百飞：张老师说的对，我们国家这几年期刊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，影响因子不断地上升，国际影响力也在上升。一方面，我非常感到惊喜，确实，刊办得越来越快了。有时候心里也有点嘀咕：我们的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，是不是走得要更扎实一点？
丁洁：沈老师说的对，确实，我们作为办刊人，应该是扎扎实实地办刊，不片面地去追求影响因子，影响因子只是一个努力的结果。
朱健强：中国激光杂志社还是我当初力主推动成立这么一个公司化的运作。我当时看到国外的各个出版机构并不是说隶属于某一个单位，而是独立地去做这个出版，就做出了这样的考虑。出版需要载体，载体会随着全球光学的研究而进步。这几年是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多，我觉得我们是起了一个早，赶了一个先，后续的工作是他们杂志社这些同志非常努力地完成的。你去看一看杂志社整个的状态面貌，那天我记得，有一位法国的教授来参观杂志社，他看完了惊讶，他说你们已经到了国际上一流的出版水平。从侧面来看，我们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，那么取得这个成果，我觉得是光学界同仁值得欣慰的事情。
纵观物理的、化学的，其他各个专业门类的期刊，但我觉得中国在光学领域的出版，这是一面旗帜，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还在继续地拓展新刊，包括光学成像等等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。他们也在找这种热点，找出版的新方向。大家记住一件事情，出版也是一个事业，它是建立学术公众知识积累的一个全系统的工作，非常不错的工作。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是一种新的传播模式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几个人坐在一起，围绕一个主题，聊出了很多的话题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形式。也非常高兴以后张老师、沈老师、丁老师再聚一下，我们再继续聊。
张志刚：朱老师说得非常好，现在国内的杂志期刊在同行的眼里看来，都已经是国际化的了，达到国际最高的标准了。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，相信我们的观众也都更加清楚了激光核聚变这件事。就能源的问题而言，其实裂变反应堆已经都很成熟，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的核电站，但是裂变反应的核废料很难处理，核泄漏危害也很大，还有经常有一些事故发生；但是核聚变，包括激光核聚变，有可能一举解决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，而且还是非常安全的能源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问题，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，所以我们也欢迎有志青年，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读者，来多看看这本期刊（HPL），也欢迎更多的投稿。
这次谈话节目是由中国激光杂志社发起和资助的，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感谢中国激光杂志社，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嘉宾，谢谢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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